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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资源行业的基本特征是需求总量庞大，而供给端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我国有10多种资源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但国内储量普遍不足，多数战略性矿产在全球储量中的占比低于30%，由此导致大量资源依赖进口，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其中部分品种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在供给矛盾尤为突出的资源中，包括铁矿石、铜、铝、锂、镍、钴、铬等，我国对铌、铬、钴、镍、锆、铪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超过90%；对铁矿石、锰、铝、铜、锂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亦高于70%。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首次将“确保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安全”明确写入，标志着矿产资源安全已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依托优势，基建/工程换资源。中亚、非洲等资源丰富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希望通过出让矿产资源的开发权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这类协议常常涉及高价值优质矿产，并且具有较长的开采周期。援建和援助不发达的资源国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装备投入，换取与持有采矿权的政府部门合作，开发优质资源，迅速形成具有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的矿产资源补偿模式。工程换资源模式在亚洲、非洲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在赞比亚、刚果（金）、加纳、蒙古等国家广泛推广。国内

　　抱团出海，联盟开发。为避免中资企业内部无序竞争、相互拆台，引发资源方借机抬价，造成不必要损失，中资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并形成共同体，联合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群体共赢。由五矿、中信、国新组成的联合体拿下Las Bambas（拉斯邦巴斯铜矿）。2011年中信联合宝钢、鞍钢、首钢、太钢组成联合体中国铌业，共同出资19.5亿美元收购了巴西矿冶公司15%股权。2013年河钢集团牵头成立联合体，拿下南非PMC（帕拉博拉矿业）公司控股权。

　　抱团出海不仅包括联合体并购，还涉及一揽子打包和联合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涉及地勘、采选、电力、运输、建筑等方方面面，依靠矿山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完成基建落后地区的矿山开发工作，需要多方联合组团开发。“赢联盟”是抱团资源开发的样板。山东魏桥是电解铝生产企业，需要可靠的铝土矿资源保障；烟台港需要拓展港口货源；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是一家综合性航运集团，需要稳定的运输货源；几内亚的UMS（联合矿业供应国际公司），则在当地开展汽车运输铝土矿业务。山东魏桥倡导组建“赢联盟”，首创从几内亚到中国“采矿+陆地运输+河运+海运”的新模式。“赢联盟”不仅顺利运回大量铝土矿资源，也联合拿下几内亚西芒杜铁矿北段矿权。

　　总体而言，海外资源开发项目的失败往往源于若干共性因素：其一，尽职调查不足，对当地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社会民情、环保要求及社区关系缺乏深入了解与重视；其二，决策程序迟缓，导致错失市场机遇；其三，政治风险频发，如战乱与政局动荡；其四，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当地政府出于资源保护或利益考量限制外资进入；其五，矿业政策多变，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高；其六，对矿业形势研判不足，导致资源成本过高；其七，对部分风险投资项目犹豫不决，错失发展良机；其八，对媒体与公共关系作用估计不足，软实力薄弱，企业常因此陷入被动。这些风险的存在表明，海外资源开发不仅需要扎实的硬件实力与资本投入，更需要系统性的战略布局与软实力的支撑，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资源供需格局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瞄准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及亚洲等资源富集地区，在对外布局中重点聚焦对外依存度较高的矿种。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的核心诉求，仍在于保障金属供给安全，并通过海外布局弥补国内自给率不足的短板；尤其是在铜、铁、铝、锂、镍、钴等战略性矿产上，海外拓展已成为重中之重。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亚洲不仅资源禀赋突出，也是我国矿产开发的关键目标区域。近年来，非洲更成为矿业投资的热土，我国已在当地建设了一系列世界级的铜、铝、铁、锂、钴等生产基地，显著增强了资源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