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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股权投资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相关资本按照投资阶段可划分为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发展资本（developmentcapital）、并购基金（buyout/buyinfund）、夹层资本（MezzanineCapital）、重振资本（turnaround），Pre-IPO资本（如bridgefinance）。以及其他如上市后私募投资基金（PIPE），运用对冲、衍生工具等的对冲基金（HedgeFund）。此外，还有针对不同行业的股权投资基金，如不良债权基金（DistressedDebtFund）和不动产投资基金（RealEstateFund）等。在国内，产业投资基金也是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

　　募集方式：美国、英国和法国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募集方式是私募发行，发行对象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一般要求总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如美国要求美国规定总资产500万美元以上即可作为合格投资者进行投资，但因该等机构投资者对客户具有诚信责任，监管部门要对其投资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产比例进行严格限制以防范风险。而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为个人时，通常或限定其资产达到一定程度的富有，如美国规定个人或夫妻资产净值达100万美元以上，或个人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或夫妻年收入达30万美元以上，才可作为合格投资者而不受人数限制。

　　监管内容：国际上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管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对基金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基金的发行、基金的投资者数量及资格的监管。二是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管部门要求管理人应具备一定的资格，并需报相关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注册及定期年检。三是对基金所投资企业的监管。基金管理人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报告其主要投资市场和工具、业绩数据和风险集中度等信息。四是对投资者的监管，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对于保险公司及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监管层要求对投资进行严格比例限制以防范风险，并进行合理的资产负债管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缺乏监管隐含的巨大风险，欧美国家对私募基金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的监管呈现加强趋势。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6月批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具颠覆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法案规定资产管理规模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顾问必须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注册，并要求其向SEC提供交易和资产组合的有关信息，协助监管机构对系统风险进行必要评估。这项法案包括限制银行从事互换交易业务、限制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等严厉措施。英国创业投资协会提出了针对英国私募股权基金整个行业的监管指引——《英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指导方针》，对私募股权基金信息披露的指导原则，并对信息披露主体和披露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指引规定，私募股权基金应定期向英国创投协会（BVCA）指定的机构提供数据，以便于对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活动的经济影响进行有证据的严格跟踪分析，及时监测金融风险。欧洲议会则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过欧盟对冲基金监管法案，这是欧盟第一套直接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法规，最突出的一项内容是引入了“欧盟护照”机制。不过，它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及非欧盟国家的对冲基金造成冲击，再加上欧美的分歧，可能为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投下阴影。

　　2005年后，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逐步完成，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到“全流通”阶段，并由此拉开了新一轮牛市的序幕。在这一阶段，国家相关部门为了促进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这标志着我国创业风险投资进入了政府引导下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规模和发展速度都位居亚洲首位。从2003年至今，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一直保持着40%的复合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

　　据清科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共有235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为2010年的2.87倍，披露募集金额的221支基金共计募集388.58亿美元，同比上涨40.7%；2011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发生投资交易695起，其中披露金额的643起案例共计投资275.97亿美元，其中PIPE（投资于上市公司）类投资占比扩大，机械制造、化工原料及加工行业取代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和清洁技术行业，成为2011年投资热点行业。

　　一是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政府管理部门。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各监管部门也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政府管理部门。随着实践的发展，“私募”基础性规范缺失导致的不良影响或许将逐步显现。目前有关部门已经起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草案）》已上报国务院，正等待批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对PE行业适度监管的政策指向和基本的监管框架。如果这一管理办法获得批准，则认可对PE行业进行适度监管的模式，即不主张严格的审批制。但是，会对合格的基金管理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设定准入要求，包括对单个投资者的出资要求和募集资本总规模的规定，并对投资行为进行一些规范。

　　其中，最大的优惠政策在于税收，上述《意见》明确：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税率为20%，而合伙制股权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除此之外，对于公司制管理企业，自其获利年度起，由所在区县政府前两年按其所缴企业所得税区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后三年减半奖励。而且北京市政府给予股权基金或管理企业有关人员的奖励，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

　　天津此前在发展股权投资方面并无多少先天优势可言，但凭借国家对滨海新区发展股权投资先行先试的政策东风， 早期凭借较低的注册门槛吸引了大批股权投资机构注册，但在近两年的发展中由于非法集资问题的出现，股权投资市场规范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针对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在国家收紧股权投资企业监管的大环境下，天津亦打出重拳，从去年7月出台《天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到今年3月出台《天津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办法补充通知》，监管部门对股权投资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对股权投资企业的监管要求也进一步提升。

　　此外，天津在股权投资发展中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存在“注册与经营分离”的局面，即部分机构此前看重天津较低的注册门槛和其优惠政策因而选择注册在天津，但日常经营却在外地。随着天津大幅提高注册门槛，一批中小基金黯然离场，以新疆、内蒙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则适时抛出橄榄枝，以更低注册门槛，更多税收、财政优惠和更丰厚人才奖励政策，吸引股权投资机构入驻。同时，以北上深为代表的地区，由于具有有益的发展环境以及较好的政策连续性，成为不少符合要求的基金注册首先考量目的地。